全球治理|陳東曉:新冠已重置和重建安全敍事

2020-09-24 來源 : 瀏覽數:


9月18日,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十四屆(2020)學會學術活動月開幕式暨會長論壇在上海社會科學會堂舉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陳東曉以“動盪變革期與中美戰略競爭”為題,對新冠疫情在百年大變局中的角色、世界經濟動盪變革、全球發展歷程轉型、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等問題進行了分析。


新冠疫情具備超級轉化器的功能


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扮演的角色,陳東曉認為,首先要進一步把握新冠疫情具備超級轉化器的功能。


“我們不應該以單維、線性或常規的視角看待新冠災疫,它事實上是能夠觸發系統突變一種超級的媒介。要對新冠疫情超級衝擊所產生的顛覆性、聯動性、突發性,也就是系統性的影響以及背後的動力機制、發生機理要有更深刻全面的把握。”


同時,要進一步認識新冠疫情所具有議程重構和重置的功能。新冠災疫正在深刻的改變我們對安全內涵的認識和安全議題的敍事,而且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於和平發展時代主題的理解。國際權威醫學專家普遍認為,新冠疫情所代表的人畜共患病在全球迅速的大流行,它已經同氣候變化等全球議題一道,正在形成當前地球生態系統、人類生產、生活系統中的某種“新常態”。但是同時我們國際社會,無論是在實際的能力還是在觀念意識上,都遠遠沒有能建立一種應變的適應的適合新常態的安全體系。簡單來講,疫苗遠遠難以一勞永逸。


這種落差本身不僅進一步觸發我們反思人類安全面臨的困境,而且事實上已經觸發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學術界啓動了新一輪重置、重構安全敍事的過程,以及關於和平發展時代主題的再深化、再認識的過程。


“中國要充分認識到新冠疫情對於安全敍事重置、重建的理論意義和政策意義,要加強我們對安全議題的敍事能力的建設,增強我們在國際安全領域的話語體系。”

世界經濟大分化加劇


其次,如何理解世界經濟動盪變革。這次疫情以後,許多經濟學家講世界經濟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三難的困局——難以走出結構性低迷、難以達成全球經濟治理的共識、傳統的政策工具箱難以為繼。在陳東曉看來,三難困局加劇了世界經濟的大分化,作為國際政治研究者,他特別重視兩大發展態勢。


一要關注南北差距將重新拉大。聯合國的報告數據顯示這次受疫情影響的中等收入國家羣體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一個羣體,目前疫情最嚴重的十個國家當中除了美國其他都是中等收入國家,疫情使得這些發展中國家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的問題大大加深。聯合國報告指出,30年來第一次,全球發展指數、貧困指數等發展成效開始逆轉。最新亞行的報告也指出,2020年,按照每人每天3.2美元的貧困線標準,亞洲將有1億6千2百萬人重返貧困。這是30年來首次逆轉,特別是南亞地區。


二要關注全球經濟板塊可能會加快新版的東昇西降。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動能在衰退以後,引起了全球增長長週期的反轉,政治範疇意義上的集體東昇的勢頭受挫。但同時在疫情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再區域化、再集團化、再本地化重構過程中,地理空間上將迎來新一輪東亞板塊躍升的機遇,有望加速形成東亞在世界經濟板塊中三足鼎立的格局。

全球發展領域孕育新轉型和迭變


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歷程是國際體系變量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多重危機下承受着巨大的壓力,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多元的發展和治理模式,在交融、交鋒、交流中也在不斷的尋求突破和轉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安全議程和發展議程進入到一個新的融合板。


陳東曉認為,目前存在四種發展的趨勢:一種是基於傳統的絕對安全或者説是小圈子的安全型發展戰略,比如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以及基於狹隘意識形態的國際產業鏈和國際供應鏈的思路。第二種是基於新安全觀的安全型發展戰略,比如中國的“雙循環”和開放性世界經濟體制的構建。第三種是今年達沃斯會議上倡議的新資本主義改革模式,強調自下而上的多元利益攸關方的資本主義的改造模式,強調資本、勞工、社區、安全、環境等等各種利益方的重新平衡協調,摒棄過去的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模式,這也是目前美國民主黨特別是左翼力量在大力推進的改革路徑。第四種是聯合國倡導的超越傳統復甦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其中就包括把全球健康保障納入到基本的人權範疇,使他們成為衡量各國發展的重要指標。


“總之,我們看到在這個動盪加劇、變革加速的新時期,全球發展領域在重壓之下正孕育着一種新的轉型和迭變,為推動新一輪全球可持續發展在積蓄力量。”


作者:

陳東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

出處:

本文原載於“澎湃新聞”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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